《中国开发报》的地址在北京罗道庄一家公园的五楼上面,是租的社址。
我打听了几名报社的职员,都是说大奖赛与他们报社无关了。
慌得我在报社里站着不走人,非要讨回一个公道不可。
一职员叫来一名妇女说:“她是我们报社的主任,你让她给你讲一讲吧!”
妇女微胖身材,一头比较流行的盘头长发,光彩照人。
北京人特有的长方脸,开口就自我介绍:“我姓熊,叫熊苑玲,您贵姓?”
我起身拉了拉手说:“汉艳,是大奖赛的参赛者,今天早晨刚到北京,不知大奖赛没几天就变味了,能帮我吗?”
熊苑玲递来一杯热糖开水给我,说:“我们律师已经向各参赛作者发表了声明启事,没看见?”
我焦急万分:“有事送我朋友大学报名,没有看到什么启事。”
熊苑玲为难了:“钱不是我们报社收的,我们也是上当的单位,那政审表和通知单是我们报社发的,这事闹得挺大,我们没有通过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资格,问题就是出在通知上有些不高雅的言词,比如说‘不要带枪支弹药,着装整洁’。这完全是多此一举,报社没被审批下来,组织者就撤离我们,作者交的款子在他们手里,我们报社一再声明,要他们把作者的钱全部退回去。”
“谁是真正的组织者?我找他们要去。”
“新发公司,他们在小红门,不好找,他们的人经常不在。”
我说:“熊姐,您帮帮我吧!我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妙,一分钱都会要我的命。”
我在动情施压,以为《中国开发报》的人在耍把戏。
一连把自己说到是身无分文的作者。
熊苑玲心肠软:“好吧!我试一试。”
熊苑玲拿起电话,拨打了无数次都没人接,只好自己拿了五十元钱来递给我。
“有个主意,行不行就要看您自己,去小红门街上找新发公司组委会,找到了地方如没人,就等,一旦遇见了他们,你就不要让,逼着要回钱来。如果这五十元钱您用完了,还没等着他们,就回我这儿来拿钱,直到等到为止。”
我先是不愿收下五十元,但自己又说了身上没钱,只好收下来,对熊苑玲的疑心也顿时消除。
在同关牧山的路上,自己一分钱都没花。
来北京才花去了一百多元钱,身上还有钱。
来到小红门街,就四处打听新发公司。
都说不知道,在小红门街派出所里打听出更让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失望。
“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公司,您去问问街道办!”
街道办的几个太婆七嘴八舌。
“这几天,常有人来找这个公司,都说是要钱,不知道这家公司在什么地方。”
我凭着韧性,在小红门市场的一家旅店住下来。
怎么也没想到好端端地来北京开会,居然泡了汤,而且寄来的钱还无下落。
完全从熊苑玲的眼睛里看出了报社的真诚,打电话告诉了找不到的情况。
熊苑玲吩咐要耐心挨家挨户找,重申了没钱就到报社去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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